读者们当还记得，大约两年前，在《劳动法》修订和《劳动合同法》颁行前后的数月间，类似报道也曾一度密集出现在国内媒体上。可结论怎样，事实早已做了回答。

　　作为“劳资冲突”软着落的针对性举措之一，富士康在大陆企业最近连续两次宣布为员工增加起薪，第一次平均加薪幅度为30%左右，第二次再增60%以上。查阅富士康掌门人郭台铭及富士康其他高层人士近期的公开谈话，并无证据显示富士康大幅为员工加薪系政府逼迫所致。

　　众所周知，富士康的绝对控股大股东鸿海精密集团是上市公司。相较于媒体虚实难辨的报道，大陆和港台十数家券商的分析师们要严谨许多，他们提供的分析报告普遍认为，加薪对富士康业绩有影响是肯定的，但没有坊间所渲染的那么可怕，最迟在明年第四季度，富士康业绩将重新企稳回升。

　　大陆和港台的分析师并非盲目乐观，更非有意误导投资者，他们的判断依据是：富士康虽为代工企业，但毕竟不是为衬衫，而是为中高端微电子产品代工；更何况，富士康在大陆的企业都在持续进行产品升级换代。就事论事，用工成本增加，郭台铭比大小股东们更心痛，可郭台铭近日在台湾的股东会上却豁达地向与会者强调“加薪促使我们加快转型升级”。

　　迄今为止，没有可信的统计数据可以支撑“加薪潮”将引发外企“逃离潮”这种耸人听闻的结论。相反，有大量事实可以确证，两者从来就不存在直接而普遍的因果关联。我们举例证之：

　　自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科学发展观、强调可持续发展以来，包括上海在内的东部沿海省份的大小开发区皆根据自身实际，开始有步骤地腾笼换鸟。“腾”，即综合运用法律、税收和财政补偿手段，鼓励而非限制低端制造业向外转移。“换”，即借助政策杠杆欢迎和奖励中高端制造业入驻。制造业档次提升了，工人平均薪酬随产品附加值提高十分正常。那些以成因不同的零星案例作出“加薪潮”势必引发“逃离潮”判断的人，不妨就近到本市数十个“国、市、区、县”产业园区作个哪怕走马观花的采访，看看上海各级政府是在想方设法限制外业批量外逃，还是在积极实施腾笼换鸟。

　　再譬如在浙江和江苏诸多产业园区，招商引资早已告别“捡进篮子都是菜”的做法，地方政府近几年越来越计较所换之鸟的含金量，是为引资先决条件。观念理念之变，只缘粗放式、低层次、高污染、高消耗的发展模式在“先发地区”已普遍走到尽头，不换鸟就难以“再持续”发展。

　　行文至此有必要讲点常识：任何企业都不会盲目挪窝，决定企业外迁的，决非仅仅是用工成本增高。企业是否挪窝，除用工成本，还须同时计较物流成本、上游产业及零部件配套成熟度、下游市场的就近性、栖身地的商业环境、市场秩序、法治水平、投融资条件、资金使用成本、人才集聚程度、政府服务能力等一系列复合因素，须作综合考量才会慎重作出转型升级还是维持现状，是走还是留的决策。

　　换言之，决定企业进退去留的根本因素是“比较优势”。若进一步把视野打开，产业跨地区、跨国界转移与全球化进程相伴相随，1980年代末以来，欧美传统制造业大举登陆中国东部沿海；自1990年代中期开始，日韩制造业大举挺进中国，而不是选择用工成本比中国大陆更低的越南、柬埔寨、泰国、印尼等国，根本原因也在此。

　　毋庸置疑，一线职工普遍工资过低是制约国内经济可持续发展的主要瓶颈之一。坦率而言，“加薪潮”不是来得太早而是来得已太晚。至于为一线职工适度加薪如何操作，相信决策层定会多方听取意见，兼顾各方利益，分不同情况作出稳妥安排。

　　但有一条断可相信，“加薪潮”一旦真正来临，不可能引发外企恐慌性“逃离潮”。相反，在新的发展条件下，它将利于国内不同地区结合自身发展阶段提升制造业档次，促进经济结构尤其是出口产品结构的调整，拉动“中国制造”再上台阶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