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你看，不是我要家族传承，是民主，是大家伙儿选择了家族传承。”走出选举现场，在呼啸的寒风中，孙大午感触很深地对记者说。

　　如果说两年前，同一间阶梯教室，大午集团第二届董事会换届选举激起了观察者对一个崭新的民主“理想国”的热情，两年后的今天，记者才真正理解了孙大午在两年前就曾说过的“私企立宪制，实际上对我的家族最有利”。

　　 家族传承：民主的选择

　　当日，大午集团661位工龄在三年（含）以上的职工，从13位原董事会成员中选出11位成员以及从14位新侯选人中选出4位成员，组成15人的新一届董事会成员。最引人注意的是孙大午那大学毕业刚两年、缺少经验和业绩的二儿子孙硕，被职工民主选进了董事会。

　　“我愿意我的儿子当董事长，我也期待着我的儿子当董事长，我更有权力让我的儿子当董事长——这是法律所赋予的，”孙大午说，“但是，当董事长要从实践中成长起来。我如何让他成长起来？一个是思想品德教育，更重要的是一种制度约束，私企立宪制度就是这样的制度约束。”

　　在人们的理解中，谁有本事带领企业发展得更好，谁就会被工人们选成董事长、总经理，但在实际操作中，孙大午也坦承，只要家族成员表现得不是太差，那企业的掌舵人也很难旁落。“未来接班人能经历这种民主监督的锻炼和制约，可以更顺利的成长”。

　　当日选举过后，孙大午主持召开了新一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。会上，孙大午使用了监事长对董事长、总经理的优先提名权，孙二午、刘平获得提名，不同意者可以选其他董事担任，但孙二午、刘平均获董事会全票通过，这一点也让到场专家和记者颇有疑义。

　　记者与孙大午交流，认为与私企立宪是民主选举的成功相比，更准确的说法，应该是在保证家族所有权的前提下，调动广大员工的积极性的成功。孙大午认为：如果他不愿意让孙硕当选、不愿意家族化才是一种自私，为了迎合社会上家族管理者淡出企业而为之，是一种沽名钓誉的做法。“如果我的儿子大家拥护做董事长，我为什么不认可他呢？”包括孙大午本人在内的董事会成员中，绝大多数都没有投孙硕的票——大家都认为孙硕应该再锻炼几年，但普通群众的投票数足以让孙硕入阁，这让孙大午感到，犹如已退出决策层的孙本人还是被人称作“总裁”一样，家族企业在职工心中根深蒂固理念，想淡化都淡化不掉。

　　企业民主：目的还是手段？

　　有人曾经这样问孙大午：你是不是想通过私企立宪这样的民主实践，建立一个道德理想国？孙大午回答得很实在：“我的改制，并不是崇高行为，实际上对我最有利。首先，优胜劣汰的基本机制建立起来了，这种观念也会深入人心，我的孩子也会发奋图强；其次，我的后代永远有饭吃。所以这种制度是利己的，我让出一些，得到的更多。我要的是权力制衡，不是搞圣人治企。”

　　孙大午说，私企立宪制实行四年来，取得的成绩有目共睹，产值、利润稳健增长，更主要的是每一名职工经过这样的民主洗礼，对企业的认同感和责任感更强，人心之根扎得更深。这也让孙大午总结出“民主是可信的，民主是可控的，民主是可以预期的”。

　　不过在着眼于企业民主治理的观察家看来，私企立宪还有诸多不完善的地方。《炎黄春秋》杂志主编徐庆全就提出，大午集团的工会隶属于监事会，这样如何发挥工会独立的职能，代表劳方利益与资方抗衡？

　　“你把工会看重了，工会隶属于监事会，形不成一驾马车。”孙大午回应，集团工会与社会上大多数企业的工会无异，独立的权力和职责非常小，主要体现在工会费、职工福利、婚丧嫁娶、医药报销等琐碎事宜上。“如果工会和董事会产生矛盾，就是监事会和董事会产生矛盾，就是‘我们哥俩（监事长为孙大午，董事长为孙二午）’的矛盾”。

　　对此徐庆全坚持认为，企业民主的最终结果，工会应该从监事会独立出来，和董事会应该是一种在野党和执政党的关系。

　　写到这儿，记者不禁发问，大午私企立宪试验中，民主到底是目的还是手段？换句话说，私企立宪是真正想实现完全的民主，还是用民主程序来壮大家族掌权的一个企业？

　　“我的理解，民主既是手段，也是目的。”孙大午回答得足够哲学，他说：当我们的目标不能实现的时候，那么求其次，民主本身就是目的；而当我们的目的能够实现，民主就是手段了。也就是说，当我们正确的意见没有渠道去表达的时候，追求的目标就是民主，我的选举权就是目的；当有了渠道表达你的意见的时候，民主就是一种手段，一种形式化的东西，也就是不管我使不使用优先提名全，董事长和总经理的人选都是没有悬念的。但即使没有悬念，我们并不能把这个民主程序取消，当我们丢掉民主这个程序的时候，那就意味着我们放弃了民主的权力，目的也就无从谈起了。

　　“当民主作为一种外在的、无形的威力发挥出来的时候，每个人都受约束的时候，民主的目的就已经实现了。”孙大午说。